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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南族的历史沿革

广西毛南族自称“阿难”或“哀南”(单称)、“窘南”(众称),意思是“这个地方的人”。译成汉语即是“毛南人”的意思。壮族人对毛南族的称呼是“布南”、“稳毛南”等,译意也是“毛南人”。…

广西毛南族自称“阿难”或“哀南”(单称)、“窘南”(众称),意思是“这个地方的人”。译成汉语即是“毛南人”的意思。壮族人对毛南族的称呼是“布南”、“稳毛南”等,译意也是“毛南人”。“毛南”之称源自地名,最初见于南宋淳熙年间(1174-1189年)周去非所著的《岭外代答》,该书称:“自融(州)稍西南有宜州。宜处群蛮之腹,有南丹州、安化三州一镇,荔波、赢河、五峒、茅滩、抚水诸蛮。”这些地方包括了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相邻的南丹县,以及紧邻的贵州荔波县境。“茅滩”又写作“茆滩”,当时“三南”地区被称为“茅滩”,谓此地人“茅滩蛮”。尔后的汉文古籍、碑文亦有用同音异字“冒南”、“毛难”、“毛南”之类记载该地区及其行政单位名称。如元明时代称“茆滩团”、“茆滩堡”等等。乾隆年间(1736-1795年),毛南人立有《谭家世谱》,碑文中开始出现“毛难土苗地方”、“毛难甲”,“来毛难安处”的记载,此乃毛南族名称的正式出现。据毛南族大姓谭姓家谱载,始祖谭三孝在明嘉靖(16世纪中叶)年间从湖南省常德府武陵县辗转迁来毛难土苗地方,与当地人通婚,繁衍生息而形成民族共同体。1956年7月经过民族识别,正式确定毛南族为单一民族,称为“毛难族”。1986年6月根据本民族意见,国务院批准改为“毛南族”。而贵州的毛南族自称“哎绕”、“印吞”、“哎吞”等,也是“本地人”、“自己人”之意。其他民族则称他们为“Z”或“佯Z”等,1990年7月27日才正式确认为“毛南族”。

对于毛南族的族源,史料记载较少,方志碑文族谱记载亦不详。一般认为毛南族与布依族、仫佬族、仡佬族等南方民族有渊源关系,都是由岭南百越支系发展而来的。

殷商时期,百越人就活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。毛南族是由秦汉以前的“骆越人”,隋唐时期的“僚人”发展而来。宋元时期,部分僚人与侗水语支诸民族被统称为“伶人”。《广西通志?诸蛮》载:宋高宗绍兴时,“安抚使吕愿中诱降诸蛮伶、侬、僚、侗之属三十一种,得州二十七,县一百二十五,寨四十,峒一百七十九”。伶、侬、僚、侗这些山地民族归顺后相互交流融合。明清时由“伶人”之一支“苦亻卖 伶”同其他民族在环江三南地区融合形成毛南族,在贵州则称“佯Z”人。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毛南族由骆越、僚人、伶人、“佯Z”人、苦亻卖 伶到最后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。

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,毛南族人民曾不断起来斗争。宋庆历四年(1044年)以思恩县(今广西环江县)人区希范为首的反抗斗争,就曾攻破环州等地,斗争持续一年之久。清乾隆年间,贵州毛南族刘兵头、刘同老、刘啊福等,联合反抗当地杨氏土司的统治与剥削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,石达开回师广西时,不少毛南族人民参加了太平天国军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红七军北上经过毛南族地区,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抗日战争时期,毛南族人民响应党的号召,和汉、壮等族人民一起,组织了抗日人民游击队,迎头痛击日寇,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。1949年10月,毛南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,和汉、壮等族人民一起,组织了200多人的一支武装队伍,歼灭了企图盘踞在毛南族地区的国民党伪保安第七团,俘敌100多人,缴获150多杆枪,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南族地区。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,毛南族人民与汉、壮等族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。

新中国成立前,毛南族地区基本处于一种政族合一的自治行政建制中。毛南族都以同姓同族聚居,各个家庭以同宗共祖的关系聚居在―个村屯之中,一般一个姓氏为一个村峒。贵州平塘县的毛南族以刘、石姓为主。环江县毛南族以谭姓最多,约占本民族总人口的70%以上。此外还有韦、覃、袁、卢等姓。村落依山而建,多则几十户、少则十来户人家建立小村庄,最大的也不超过百户。毛南族的村落,分别称为“龙办”(村)和“晓桐”(峒)。“龙办”居住的户数较多,有20户至五、六十的,甚至多达100多户到200多户的。“晓桐”少则3~5户,多则有30到40户,有的为了开垦一座山地,单家独户住在半山腰或山顶上。

据历史记载,广西毛南族地区元代为思恩县地,属庆远路管辖。明正德元年(1506年)思恩县改属河池州。在思恩实行乡、里、甲制,全县分4乡23里39甲。清代,思恩县属庆远府。历代行政建置和隶属关系更替不迭。咸丰年间,全县分前、中、左、右、后五团,团下设甲,实行军政合一的“团甲制度”,毛南族地区属后团管辖。光绪年间,这里设“毛难甲”,属思恩府镇宁乡。“甲”之下有上、中、下三“额”,“额”设“团总”。“额”以下又分“牌”,“牌”有“牌头”,一般管辖十户。辛亥革命后,也一直沿用了清代的团甲制度。1933年以后,又推行乡、村、甲制,毛南地方分设上南、中南、下南三个乡。上南乡辖隆盛、宝楼、普理、高岭、玉环、中乐、柴门等村43屯。中南乡辖信甫、社漠、上八、仁义、上义、敢强、昌崖(含南昌、松岩)、信洞、木洞等村21屯。下南乡辖六圩街以及波川、孟仁、景阳、凤夏、建在、醒龙、希远、后肯、宿邦等村24屯。

明末清初时期,环江县毛南族地区就已经有了一种称为“隆款”的社会组织,由公众推举德高望重的男子为“村老”(贵州毛南族称之为头人或寨老),主持内部公共事务及婚丧嫁娶等活动。直到民国时期毛南族聚居的玉环、下城、堂八、波川等乡村都还保留有这种组织的残余。由“村老”主持制订出人人必须遵守的乡规民约,称为“隆款”或“议榔”和“保苗会”,以维护所辖村屯的共同利益与安全。“隆款”规定的法规条文有刻碑或写上木板立于有关村屯前的,也有口头传诵的。如贵州毛南族每年春耕前,以寨为单位召开寨户“保甲会”,制定“保苗法”,以管理当地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。还经常召开“寨老”联席会,由“寨老”群集协商各寨的共同事务,协调各寨关系,交流执行“榔规”的经验和得失。

除了村老,毛南族自然村中还有前面提到的牌头以及学董、武相公、文相公。“牌头”由村民推选出来或政府任命负责催粮,不管民事纠纷,但村、峒有事,“匠讲”去调解时,也请他去旁听。“学董”是毛南族各村、峒负责办学的长者。村、峒的武相公则必须精习拳术武艺,掌握一套骑马、射箭的本领,曾到县或府去应试过,考中合格才赐武相公称号。据说考中武相公的,上面派人送来“报条”,到家燃放鞭炮祝贺,把“报条”贴在大门边。这样他就被公认为村、峒的武相公了。武相公负责办拳术学堂,召集年青人学武强身健体。除义务传授武艺外,如有外敌入侵,他即组织团练抵御。有时逢年过节,武相公还带队表演武术助兴。

毛南族素有尊师崇文的优良传统。早在宋代庆历七年(1047年),思恩县就开始有儒学训导(衙署)。明代万历三十六年(1608年)创建学宫。18世纪以后,毛南山乡普遍设立了私塾。清末民初,上南乡设有8个塾馆。辛亥革命前后,随着民主思想和文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,学馆、私塾改办为乡村小学,以满足更多的儿童上学的愿望。20世纪30年代初,不少毛南族人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思恩县城、庆远(今宜山)、柳州、桂林等地就读中学或师范。但是,毛南族地区的教育总体还是非常落后。直到1950年,整个下南区只有小学24所,其中两所中心校,在校学生1229人。

长期以来,毛南族地区发展缓慢。明末,他们还使用着木制的锄头和犁耙。到了清代,才比较广泛地使用各种铁制工具,土地也开始逐渐集中,阶级分化明显。这时,出现了不少贫无尺寸的“达火”(相当于雇农),只有少量土地的“挨火”(相当于贫农),自给自足的“马无”(相当于中农),以及占有大量土地的“分乃”(相当于地主、富农)。“分乃”通过地租、高利贷和雇工,对“达火”、“挨火”进行残酷的剥削。高利贷的年利率高达100%。农民租种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时,要自己出种子、肥料。一般要先负责交10~20%赋税,剩下的主佃平分,实际农民收入只有30~40%。此外,还存在有少量的奴婢,系由地主买来,或因债务沦没,终身为地主服役。当时,“田峒”中的可耕地和大片山林,已全部为私人所占有,只有少量距村较远的石山和牧场,才有村屯所共有,但是也很快被“分乃”侵夺了。

直到新中国成立前,毛南族地区交通不便,粮食不足,人畜饮水和出行都很困难。农业生产条件还很差,当时使用的铁制工具仍较简陋,农田翻土主要使用锄头和脚踏犁,收割稻谷一般使用禾剪,效率低下,产量也不高。水稻亩产量200~300斤,少数烂泥田(俗称冷水田)亩产只100斤左右,红薯亩产200~300斤,玉米亩产仅有100~200斤。加之遭受地主、富农的残酷剥削,人民生活十分困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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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中华民族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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